北魏石灯(局部)。动脉影摄
一群考古人，一年精心筹备，用一个大展，讲述山西“十三五”期间的考古成果。
由山西考古博物馆主办的“考古的温度——山西‘十三五’考古成果展”，精选387件(套)文物，分为“延伸了历史轴线”“增强了历史信度”“丰富了历史内涵”“活化了历史场景”4个单元。每一件展品背后，都有考古人青灯黄卷、跋山涉水的故事。
探索人类起源奥秘
步入序厅，蓝色背景板上星光点点，每颗星都代表一项考古成果。星空之下，考古工作者开展田野发掘的剪影令人动容。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山西共实施228项田野发掘工作，揭露面积达21.4万余平方米，完成3000余件青铜器、牙骨角器、玉石器、陶瓷器的保护修复。
背景板前，静立着大同平城北魏墓出土的石灯，灯上雕刻莲花、忍冬、伎乐人物、龙纹，是平城艺术的精湛之作。“点亮我，温暖你，这件展品与展览主题完美契合。”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岩说，“不同于一般的文物精品展，这次展览将考古人与他们的工作成果链接在一起，展现了一幅考古工作者的自画像，让观众看到文物背后考古人的热情与坚守，感受到考古的温度。”
展厅前有一孔古老的窑洞，这是从吕梁离石信义遗址搬迁回来的，距今已有4500年历史。走进窑洞，便开启了一场探索历史之旅。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重点围绕早期人类起源、人类行为及其适应方式和现代人起源等问题展开。展览第一单元“延伸了历史轴线”，主要展示了西侯度遗址、丁村遗址、大同李汪涧遗址等最新研究成果。
在襄汾丁村人牙齿化石展柜前，不少观众细细端详。这颗铲形的牙齿为左侧中门齿，齿根从齿颈线到根尖逐渐变细，整体形态特征与现代人的牙齿相近，是考古人员在距今12万年的砂砾层中发现的。
“丁村遗址出土的人类顶骨和牙齿化石一共只有5件，非常珍贵。”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石晓润介绍，化石反映了古人类演化、迁徙等方面的信息，也可作为旧石器考古学判断年代的依据。
10余万年前，远古丁村人生活在汾河两岸，以角页岩砾石为毛坯生产石器，用三棱大尖状器、刮削器、石球等猎取野生动物为食。展厅里的石器拼合组揭示了丁村人制作石器的工序。“这些石片出土于同一地点，可以拼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，可能是打制三棱大尖状器剩下的残片。”石晓润介绍。
兽骨、三角尺、游标卡尺……大同李汪涧遗址考古成果展柜呈现了考古人的工作台：电子秤上放置着需要称重的石器，便利贴上写着未完成的工作事项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信息。
“考古工作者一年近300天都在野外，要是没有强烈的热爱和坚定的学术信念，真的坚持不下来。”石晓润说。
展示灿烂仰韶文化
第二单元“增强了历史信度”，重点展示夏县师村、临汾桃园、偏关天峰坪、绛县西吴壁、夏县东下冯、闻喜千金耙等地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，反映了距今7000-3300年黄河中游地区的璀璨文明。
放大镜下，夏县师村出土的石雕蚕蛹栩栩如生，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石雕蚕蛹之一。“晋南地区是仰韶文化发源地之一，在山西夏县师村和西阴等地发现的石雕蚕蛹和桑蚕茧，不仅表明晋南先民很可能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就已掌握养蚕缫丝技术，也表明晋南是中国丝绸的发源地之一。”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所长张光辉说。
一个小朋友站在电子屏幕前体验文物修复，用手指拖动碎片，拼合成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瓮，再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陶瓮的花纹、颜色。
据介绍，这件彩陶瓮的原型出土于临汾桃园遗址。这是位于山西南部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，以仰韶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和典型。仰韶文化彩陶广泛使用连续和对称的图案，流行红黑反衬的表现手法，题材多样。晋陕豫交汇地区盛行的花瓣纹彩陶，绘有成组的花、蕾、叶等，被称为“华夏之花”。
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先民，创造了土构和石构两种建筑形式。展厅中展示了临汾桃园发现的大型五边形土构房址模型，有专家认为这种房屋可能是公共活动场所。“以前推测五边形房屋的大小可能与聚落大小有关，但近来发现同一个遗址中存在大小不同的五边形房址。这类房址的功能和意义是什么，还需要继续探索。”张光辉说。
考古人员还在临汾桃园、离石德岗发现大量炭化粟、黍种子和石斧、陶刀等农业工具，表明距今5500年左右，山西已形成以粟作为主的成熟农业形态。
阐释山西中原化历程
商周秦汉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向大一统帝国发展的关键阶段。山西经历了晚商方国对峙、晋国称霸春秋，再到秦汉的天下一统。展览第三单元展出了闻喜酒务头、翼城大河口、襄汾陶寺北墓地等出土的文物，这些考古发现，阐释了山西地区中原化历程，深化了对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认知。
展厅里，襄汾陶寺北墓地出土的3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引人注目。“铜豆的捉手纹路细密，铜壶的花纹繁而不乱，铜鉴体积很大器壁却很薄，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。”山西考古研究院晋文化研究所所长武俊华介绍。
春秋中期，晋文公败楚师、盟诸侯，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。晋国政治经济实力雄厚，青铜铸造业十分发达。襄汾陶寺北出土的铜鼓座、镂孔铜豆等，代表了当时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水平。
展厅里的触屏互动设备带领观众“亲临”考古现场，重温襄汾陶寺北墓地一座贵族墓葬的发掘过程。跟随指引深入墓室，一件件文物铺陈在眼前。“这是春秋时期的铜鼓座，点击屏幕放大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蟠龙上的蟠螭纹。”武俊华在互动设备上为记者演示。通过热点按钮，还可以对比观看文物出土时的原始形态和修复后的完整面貌。
一个展柜的上下两排，分别放置着朔州后寨墓地出土的两组器物。上排的5件陶罐体积小，底部“三足鼎立”，具有典型的北方游牧文化特征。下排的4件陶壶体积较大，底部平坦，属于中原农耕文化代表性器物。
“朔州是汉王朝抵御匈奴南下的战略要塞。后寨墓地里不同风格的文物并存，反映了北方边境地区的文化交融。”武俊华说。
呈现鲜活地方史画卷
北朝至明清时期，中国经历了两次民族融合高潮，最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山西是北朝核心统治区域、大唐龙兴之地，也是宋元时期北方经济文化重心、明清晋商大放异彩的舞台。展览第四单元汇聚了北魏平城、新绛窑头、河津固镇等地出土的文物，展示了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卷。
北朝考古的重要发现集中于大同北魏平城遗址。北魏定都平城前后，为填补京畿户缺，多次进行移民，平城逐渐成为4-6世纪中国北方的政治和文化中心。
展厅里的文物再现了北魏平城多元文化交融的图景：大同云波路出土的金下颌托，具有浓厚的萨满教色彩；天泰街出土的陶俑，身着鲜卑风格服饰；贾宝墓出土的四神图像、魏碑书法，体现了中原汉文化。
唐代至元代，山西制瓷业空前发展，在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兴县西磁窑沟北宋窑址出土的瓷器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刘岩介绍，这类釉下赭彩装饰的“柿色彩”瓷器，在外观上明显区别于北方地区同类产品，颜色浓艳鲜亮，纹饰自由洒脱，表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。
宋金时期，河津因靠近政治中心开封，经济繁荣，瓷器生产达到鼎盛。河津固镇瓷窑址的发掘是中国陶瓷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，入选2016年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展柜里陈列着河津固镇出土的金代瓷枕，以剔花填黑技法饰花卉纹，黑白相映，气韵生动。
明代实行封藩制，始封山西的有晋王朱棡、代王朱桂、沈王朱模。长治史家庄墓地出土的琉璃仪仗俑，墓主人是沈王家族云和郡国的奉国将军朱恬鰠。这组琉璃仪仗俑由门神、武士、伎乐等人组成，再现了明代王族出行的盛大场景。
刘岩介绍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山西考古将继续围绕“考古中国”“中华文明起源研究”“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”等重大课题深入开展工作，加大田野考证力度，深化多学科合作，强化成果转化和价值阐释传播，讲好山西故事，讲好中国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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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群考古人，一年精心筹备，用一个大展，讲述山西“十三五”期间的考古成果。
由山西考古博物馆主办的“考古的温度——山西‘十三五’考古成果展”，精选387件(套)文物，分为“延伸了历史轴线”“增强了历史信度”“丰富了历史内涵”“活化了历史场景”4个单元。每一件展品背后，都有考古人青灯黄卷、跋山涉水的故事。
探索人类起源奥秘
步入序厅，蓝色背景板上星光点点，每颗星都代表一项考古成果。星空之下，考古工作者开展田野发掘的剪影令人动容。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山西共实施228项田野发掘工作，揭露面积达21.4万余平方米，完成3000余件青铜器、牙骨角器、玉石器、陶瓷器的保护修复。
背景板前，静立着大同平城北魏墓出土的石灯，灯上雕刻莲花、忍冬、伎乐人物、龙纹，是平城艺术的精湛之作。“点亮我，温暖你，这件展品与展览主题完美契合。”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岩说，“不同于一般的文物精品展，这次展览将考古人与他们的工作成果链接在一起，展现了一幅考古工作者的自画像，让观众看到文物背后考古人的热情与坚守，感受到考古的温度。”
展厅前有一孔古老的窑洞，这是从吕梁离石信义遗址搬迁回来的，距今已有4500年历史。走进窑洞，便开启了一场探索历史之旅。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重点围绕早期人类起源、人类行为及其适应方式和现代人起源等问题展开。展览第一单元“延伸了历史轴线”，主要展示了西侯度遗址、丁村遗址、大同李汪涧遗址等最新研究成果。
在襄汾丁村人牙齿化石展柜前，不少观众细细端详。这颗铲形的牙齿为左侧中门齿，齿根从齿颈线到根尖逐渐变细，整体形态特征与现代人的牙齿相近，是考古人员在距今12万年的砂砾层中发现的。
“丁村遗址出土的人类顶骨和牙齿化石一共只有5件，非常珍贵。”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石晓润介绍，化石反映了古人类演化、迁徙等方面的信息，也可作为旧石器考古学判断年代的依据。
10余万年前，远古丁村人生活在汾河两岸，以角页岩砾石为毛坯生产石器，用三棱大尖状器、刮削器、石球等猎取野生动物为食。展厅里的石器拼合组揭示了丁村人制作石器的工序。“这些石片出土于同一地点，可以拼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，可能是打制三棱大尖状器剩下的残片。”石晓润介绍。
兽骨、三角尺、游标卡尺……大同李汪涧遗址考古成果展柜呈现了考古人的工作台：电子秤上放置着需要称重的石器，便利贴上写着未完成的工作事项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信息。
“考古工作者一年近300天都在野外，要是没有强烈的热爱和坚定的学术信念，真的坚持不下来。”石晓润说。
展示灿烂仰韶文化
第二单元“增强了历史信度”，重点展示夏县师村、临汾桃园、偏关天峰坪、绛县西吴壁、夏县东下冯、闻喜千金耙等地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，反映了距今7000-3300年黄河中游地区的璀璨文明。
放大镜下，夏县师村出土的石雕蚕蛹栩栩如生，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石雕蚕蛹之一。“晋南地区是仰韶文化发源地之一，在山西夏县师村和西阴等地发现的石雕蚕蛹和桑蚕茧，不仅表明晋南先民很可能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就已掌握养蚕缫丝技术，也表明晋南是中国丝绸的发源地之一。”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所长张光辉说。
一个小朋友站在电子屏幕前体验文物修复，用手指拖动碎片，拼合成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瓮，再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陶瓮的花纹、颜色。
据介绍，这件彩陶瓮的原型出土于临汾桃园遗址。这是位于山西南部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，以仰韶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和典型。仰韶文化彩陶广泛使用连续和对称的图案，流行红黑反衬的表现手法，题材多样。晋陕豫交汇地区盛行的花瓣纹彩陶，绘有成组的花、蕾、叶等，被称为“华夏之花”。
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先民，创造了土构和石构两种建筑形式。展厅中展示了临汾桃园发现的大型五边形土构房址模型，有专家认为这种房屋可能是公共活动场所。“以前推测五边形房屋的大小可能与聚落大小有关，但近来发现同一个遗址中存在大小不同的五边形房址。这类房址的功能和意义是什么，还需要继续探索。”张光辉说。
考古人员还在临汾桃园、离石德岗发现大量炭化粟、黍种子和石斧、陶刀等农业工具，表明距今5500年左右，山西已形成以粟作为主的成熟农业形态。
阐释山西中原化历程
商周秦汉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向大一统帝国发展的关键阶段。山西经历了晚商方国对峙、晋国称霸春秋，再到秦汉的天下一统。展览第三单元展出了闻喜酒务头、翼城大河口、襄汾陶寺北墓地等出土的文物，这些考古发现，阐释了山西地区中原化历程，深化了对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认知。
展厅里，襄汾陶寺北墓地出土的3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引人注目。“铜豆的捉手纹路细密，铜壶的花纹繁而不乱，铜鉴体积很大器壁却很薄，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。”山西考古研究院晋文化研究所所长武俊华介绍。
春秋中期，晋文公败楚师、盟诸侯，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。晋国政治经济实力雄厚，青铜铸造业十分发达。襄汾陶寺北出土的铜鼓座、镂孔铜豆等，代表了当时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水平。
展厅里的触屏互动设备带领观众“亲临”考古现场，重温襄汾陶寺北墓地一座贵族墓葬的发掘过程。跟随指引深入墓室，一件件文物铺陈在眼前。“这是春秋时期的铜鼓座，点击屏幕放大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蟠龙上的蟠螭纹。”武俊华在互动设备上为记者演示。通过热点按钮，还可以对比观看文物出土时的原始形态和修复后的完整面貌。
一个展柜的上下两排，分别放置着朔州后寨墓地出土的两组器物。上排的5件陶罐体积小，底部“三足鼎立”，具有典型的北方游牧文化特征。下排的4件陶壶体积较大，底部平坦，属于中原农耕文化代表性器物。
“朔州是汉王朝抵御匈奴南下的战略要塞。后寨墓地里不同风格的文物并存，反映了北方边境地区的文化交融。”武俊华说。
呈现鲜活地方史画卷
北朝至明清时期，中国经历了两次民族融合高潮，最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山西是北朝核心统治区域、大唐龙兴之地，也是宋元时期北方经济文化重心、明清晋商大放异彩的舞台。展览第四单元汇聚了北魏平城、新绛窑头、河津固镇等地出土的文物，展示了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卷。
北朝考古的重要发现集中于大同北魏平城遗址。北魏定都平城前后，为填补京畿户缺，多次进行移民，平城逐渐成为4-6世纪中国北方的政治和文化中心。
展厅里的文物再现了北魏平城多元文化交融的图景：大同云波路出土的金下颌托，具有浓厚的萨满教色彩；天泰街出土的陶俑，身着鲜卑风格服饰；贾宝墓出土的四神图像、魏碑书法，体现了中原汉文化。
唐代至元代，山西制瓷业空前发展，在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兴县西磁窑沟北宋窑址出土的瓷器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刘岩介绍，这类釉下赭彩装饰的“柿色彩”瓷器，在外观上明显区别于北方地区同类产品，颜色浓艳鲜亮，纹饰自由洒脱，表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。
宋金时期，河津因靠近政治中心开封，经济繁荣，瓷器生产达到鼎盛。河津固镇瓷窑址的发掘是中国陶瓷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，入选2016年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展柜里陈列着河津固镇出土的金代瓷枕，以剔花填黑技法饰花卉纹，黑白相映，气韵生动。
明代实行封藩制，始封山西的有晋王朱棡、代王朱桂、沈王朱模。长治史家庄墓地出土的琉璃仪仗俑，墓主人是沈王家族云和郡国的奉国将军朱恬鰠。这组琉璃仪仗俑由门神、武士、伎乐等人组成，再现了明代王族出行的盛大场景。
刘岩介绍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山西考古将继续围绕“考古中国”“中华文明起源研究”“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”等重大课题深入开展工作，加大田野考证力度，深化多学科合作，强化成果转化和价值阐释传播，讲好山西故事，讲好中国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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